《易經》從一開始就被西方讀者認爲是一部幫助人們思考的“智慧之書”，而不是一部算命的書。我想這大概是《易經》在中西方的最大不同。
在2015年舉辦的國際筆會福克納文學獎評選中，一本928頁的中國經典譯著獲得提名。它是由英國著名漢學家闵福德（John Minford）耗時12年翻譯的《易經》。這本書由紐約企鵝出版集團下的維京出版社于2014年底出版。在書裏，有對《易經》及曆代文人評註的詳細敘述。
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經典，《易經》被譽爲六經之首。17世紀出使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白晉，曾稱贊它是中國一切科學和哲學的源頭，高于當時歐洲的科學和哲學。18世紀初，《易經》在歐洲傳播開來。心理學家榮格評價，它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心靈，有幾千年來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註，曆久彌新。
就《易經》的翻譯出版、西方世界對《易經》的接受度等問題，定居澳大利亞的闵福德接受了騰訊文化的電話專訪。以下爲騰訊文化與闵福德的對話：
“我的《易經》翻譯更‘中國化’”
闵福德
騰訊文化：此前西方較著名的《易經》譯本,分別來自19世紀末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和德國傳教士衛禮賢。你對這兩個版本怎樣評價？
闵福德：理雅各漢語特別好，除了《易經》還翻譯了《論語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等書。但他根本不尊重《易經》，認爲這本書是垃圾。他並不相信書裏的內容。
衛禮賢就非常不同。他對《易經》非常感興趣，在1924年完成了德譯本《易經》（後被譯成英文）。很長一段時間裏，這本書在西方非常熱銷，影響也很大。衛禮賢和榮格的關系密切，後者爲其《易經》作了序。但這也是這本書的缺陷——受榮格的影響太多。
騰訊文化：你怎麽評價英國學者約翰·佈洛菲爾德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的《易經》譯本？
闵福德：佈洛菲爾德的譯本不錯。夏含夷更擅長甲骨文，研究的主要是早期文字中有關《易經》的記載。他的譯本不實用，偏學術。
騰訊文化：你翻譯的《易經》和這些譯本的區別在哪裏？
闵福德：我的翻譯更“中國化”。有人翻譯《易經》會提及《聖經》或德國詩人歌德；基督徒理雅各從基督教的角度解析《易經》。我更多地引用中國文人的點評，盡量不涉及西方人對《易經》的點評和解析。
騰訊文化：《易經》在歐洲的影響如何？
闵福德：20世紀60、70年代，歐洲讀《易經》的人很多，這在當時是一種“反文化”現象。我也是這代人中的一員。當時我的很多朋友都讀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從一開始就被西方讀者認爲是一部幫助人們思考的“智慧之書”，而不是一部算命的書。我想這大概是《易經》在中西方的最大不同。
“你就是這本書，你會成爲這本書”
騰訊文化：你如何安排這部譯作的結構？
闵福德：我把書分成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“智慧之書”，用傳統方式解讀《易經》和其點評；第二部分是“蔔卦”（Oracle），回歸《易經》最初的用途——青銅器時代的占蔔手冊。那時《易經》的哲學性沒那麽多，人們主要用它來獲得對一些即時問題的建議，比如“我應該和鄰國開戰麽”“我應該把女兒嫁給宋國國王嗎”。但它也並非是用來算命的。
騰訊文化：你將《易經》解釋爲“The Book of Change”，而不是 “The Book of Changes”，爲什麽？
闵福德：因爲我認爲這本書是關于變化的基本流程的，所以用單數，而不用複數。
騰訊文化：在你看來，《易經》有什麽用？
闵福德：我在書的序言中引用了英國漢學家葛瑞漢對《易經》的評價：“它幫助你進入你自己的內心，仿佛是一條能夠幫助你開悟的‘捷徑’。”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。
這本書的關鍵詞是“修養”，清代道士劉一明在《周易闡真》中也多次提到這個詞。他強調，學習《易經》的過程是提高自我修養的過程。我是不可知論者，不信奉某種特定的宗教，但我相信人們有必要自知、自省。《易經》是一本關于自我認知的書，能夠引導人們如何思考，如何認識自我。它很簡單，但又很難。
有人點評，《易經》不是一本書，而是一個Spirit。我也這樣認爲，因爲《易經》原本也不像是一本書：它沒有開始，沒有結尾，沒有作者。它更像是一個“精神的工程”，是一種可以和你對話的聲音，但它最終是你自己的精神。
我在書的前言中這樣寫：“這本書和你之間不存在任何區別，你就是這本書，你會成爲這本書。”
騰訊文化：你在前言中還稱，閱讀《易經》是一個互動和對話的過程。如何理解這句話？
闵福德：開始讀《易經》時，你便和這本書産生了互動。這本書的本質並非在于書，而是在于你閱讀的方式。你要非常虔誠地坐下來，抛棄一切僞裝和虛假的想法，真實面對自己－－這是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。之後，你才可以開始讀《易經》。
不能像對待一本普通的書那樣對待《易經》。你得去參與，得做大量的工作。這個過程是互動的，就像是一個遊戲，你和這本書做遊戲。最後，《易經》幫助你看到你自己。
騰訊文化：聽起來很玄妙。
闵福德：《易經》是一本客觀存在的書，不是一種宗教，不是一個有魔力的特殊伎倆。它不強迫你去相信某種教義，它談論的是世界背後的規律，但用的是非常簡單的結構，比如八卦、六十四卦等。它鼓勵你往後站一步，看全局，而不是只關註生命中一些細小的環節。
我常收到讀者的郵件。他們告訴我：“你翻譯的《易經》幫我解決了難題。”這時候我就會很高興。我的老師柳存仁教授（註：澳洲華裔漢學家，以道學研究聞名）經常說：“《易經》《道德經》等書的目的，都是引導人們更善良、更慈愛。”
翻譯時還用了拉丁文
騰訊文化：你用12年翻譯《易經》，這是怎樣的一個過程？
闵福德：我從2002年開始翻譯。當時我住在法國，有一個葡萄園。通常我早上在葡萄園幹活，中午回來，下午翻譯。2004年我去了香港，到圖書館、書店變得很方便，于是我開始收集不同版本的《易經》和曆代中國文人對《易經》的點評。2006年我搬到澳大利亞，因爲工作很忙，翻譯進展緩慢。2008年之後我的時間多了，開始全力翻譯。從2012年開始，經常有朋友找我探討《易經》，我會在探討的同時檢驗我的翻譯，做些修改。這個過程又持續了好幾年。
我完成翻譯的時間比出版社要求的晚了7年。出版商對我非常好，直到2013年底才要我一定交稿，不然，估計我的余生都會在翻譯《易經》。
騰訊文化：很多中國人都覺得《易經》晦澀難懂。你在翻譯的過程中，是否會做一些“簡化”，讓讀者容易理解？
闵福德：我試圖將《易經》翻譯得有意思，會做些解釋，但不會將《易經》翻譯得很簡單，因爲這會曲解它的本意。我會根據我自己的理解翻譯。我的翻譯非常主觀，但很實在，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有關聯，不神秘，不抽象。
騰訊文化：在你翻譯的《易經》中，除了英文，還用了拉丁文。
闵福德：拉丁文是西方文明的根，直到18世紀都在歐洲通用。18世紀初期，一些耶稣會士把《易經》譯成拉丁文。我在譯文中使用拉丁文有兩個原因：一、拉丁文給人一種很古老的感覺，看到拉丁文馬上會聯想到過去，想到一些不可知的東西。
二、現在大部分讀者不懂拉丁文，所以我故意用它。得知我要翻譯《易經》後，我的導師霍克斯(註：英國著名漢學家、牛津大學教授大衛·霍克斯，他和闵福德合譯的《紅樓夢》英文版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)曾對我說：“約翰，別忘記，沒有誰真正明白《易經》的含義。”每個人都會“構建”自己的《易經》，我用拉丁文也是在提醒大家，我們也不知道這本書真正的意思。好像是你步入一所舊式教堂，聽到神父在念叨一段拉丁文，沒幾個人能明白它。我希望給讀者類似的感覺。你沒有必要理解它們——旁邊都有英文釋義。我盡量少用拉丁文，但是我的妻子認爲還是有點多。
騰訊文化：你的妻子是你的第一讀者？
闵福德：她是我最好的讀者、最親密的朋友、最棒的編輯，總是給我很多的建議。她讀了兩三遍我翻譯的《易經》。不幸的是，她今年年初去世了。
騰訊文化：希望你從《易經》中獲得一些安慰。
闵福德：妻子去世後，我收到很多中國朋友的信息，請我“節哀順變”。我研究了12年《易經》，完全懂得“順變”的含義－－你不得不適應這種變化，沒有其他選擇。
從迷信、質疑到接受
騰訊文化：榮格發現，《易經》和西方的占星術都具有“相反相成”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）的特征，他因此認爲《易經》同西方古代的學問是共通的。你怎麽看待《易經》和西方占星術的異同？
闵福德：共性是，人們都試圖通過它們去尋求一種意義。但是它們又非常不同：六十四卦並非天上的星星，而是人造的圖案。
騰訊文化：近年來，西方占星學在中國流行，你怎麽看這種現象？
闵福德：一種可能是，中國目前處于一個非常物質的社會階段，消費主義越來越蔓延，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抵制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，想去尋找更多的意義。另一種可能是，星座運勢來自西方，看上去非常時尚。
騰訊文化：你說《易經》改變了你的生活，爲什麽？
闵福德：我第一次接觸《易經》，讀的是衛禮賢的譯本。那時我是個年輕的“嬉皮士”，很迷信也很虔誠，把它當成占蔔的書，毫不質疑。我的一些朋友很蠢，甚至向《易經》請教早飯該吃什麽。
當決定翻譯《易經》時，我就開始質疑這本書——當你決定做一件事情時，你要搞明白做這件事情的價值。它有價值麽？真能夠和我對話？能起作用麽？我邊翻譯邊檢驗。隨著翻譯的進展，我越來越向《易經》妥協，越來越接受它，這個過程花了好幾年。我發現《易經》在和我對話，我成了《易經》和讀者之間的“通道”和媒介。每當有人向我請教《易經》，我都會精疲力盡，像是我把我的嗓音借給了“Spirit”。
我越來越相信《易經》能起作用，盡管我也無法解釋原因。這樣的變化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重新思考自己，思考自己的生活。
責任編輯：霍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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